初入职场时，我的梦想是成为特级教师——直至如今，这一梦想仍未搁置。后来我意识到，管理同样至关重要。在深度应对管理挑战、持续钻研管理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管理学堪称一门伟大的学问。20世纪涌现出诸多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发明，而管理在其中堪称首屈一指。
让书籍成为“个人董事会”的一员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内心始终存在一个“个人董事会”。人们常说，公司需要董事会，家庭亦需董事会，毕竟仅凭个人的思维，难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稳健前行。这个“个人董事会”能够开拓我们的思路、消除认知盲区，助力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做出科学决策。在我初入职场的年轻时期，我四处聆听教育界诸位名家的公开课。记得我当时在高密工作，前去聆听魏书生的课程，还前往上海观摩冯恩洪校长的授课。倘若一个人在自身行业中不知制高点何在，便极易沦为井底之蛙。
人应当结交“忘年交”。年轻时，结交一位年长约二十岁的忘年交，能为你传授过往经验，在迷茫时为你指点迷津，让你避免重蹈其覆辙。而步入四五十岁，拥有年轻的忘年交，则可使你的思想保持鲜活，不致僵化、落伍，不被社会淘汰。然而，若身边缺乏这样有深度的忘年交，该当如何?这便是我今日要探讨的主题——读书。书籍能够成为我们“个人董事会”的成员。或许在现实生活中，你难以寻觅某位特定高人的帮助，但一定能找到他们的著作。若想寻觅年长的“忘年交”，可阅读哲学家的作品，比如巴金的《随想录》，其80岁时撰写的文字饱含人生阅历与智慧。正如歌德所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对话。”这些人不仅高尚，而且专业、睿智、经验丰富且教训深刻。与他们“交流”得多了，你的认知边界将得以拓展，人生阅历也会更为丰富，从而弥补自身的认知盲点。因此，我的第一个感悟是：读书是为了构建个人的董事会。
我职业生涯的首站是高密四中。工作十年后，领导十分大胆地让三十出头的我出任校长一职——当时在学校的一百多位教师中，我的资历排名倒数第七。这期间，我虽犯下诸多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但也有一些正确的举措与行动。
1991年，也就是我担任校长的第二年，学校高一扩招，新增了两个班级，然而师资配备却面临难题——学校虽为市直学校，却地处乡镇，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愿前来任教。我们耗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调配教师，这两个班依旧没有语文老师。于是，我安排其他语文教师协助这两个班的学生制定语文学习计划，让学生自主学习。当同学们实在觉得学习枯燥时，教师便将学生带到阅览室阅读书籍，或是把图书馆的书借到教室供学生阅读。一个学期结束，所有教师都为此捏了一把汗。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期末考试成绩揭晓，这两个班的语文基础知识得分不仅不低于其他班级，阅读分析和写作题目的得分甚至还略高于其他班级。
此事给老师们敲响了警钟，促使我们不禁反思：教师站在课堂上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开始推行“少讲多练”的教学方法，即对一堂课中教师“讲”的时间加以限制。在高一这两个班级案例的推动下，起初老师们不得不执行这一方法。然而，推行两三年后，逐渐演变成“推一推、动一动”的局面，若不主动推进，便又回到了从前的教学模式。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我在《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中看到一个名为“道尔顿教育计划”的词条，其理念给了我启发：若要推行“少讲多练”，其一，必须提供丰富且经过系统化设计的学习资源；其二，需要有相应空间，便于教师示范以及师生交流互动；其三，学生要有充分的自主实践机会；其四，师生双方需签订“协议”，明确规定教师与学生各自的职责。
后来，我调任高密一中校长，在读初一的儿子和初四的侄女身上继续推行“少讲多练”的方法。两个孩子完成了高考语文试卷，与高三学生的试卷一同批阅，一个取得了82分，另一个获得87分。鉴于他们并未接受过高中知识的系统训练，这样的成绩让老师们认可了“少讲多练”的成效，同意在学校大规模推广这一方法。
我们设立了自修教室，将四节课的时间交给学生，让他们在自习室、阅览室自主学习，另外两节课则由教师讲授基础知识。后来还建成了一座自修大楼，不仅有语文自修教室，还增设了历史、政治等自修教室，就连数学也安排了自习课。这便是2011年我们在北京十一学校建设学科教室的起源——十一学校打造了众多学科教室，将学习资源全部配置在学生身边，为学生提供了适宜学习的空间与时间。对于教师而言，学科教室也带来了诸多便利，他们无需每次都奔波于不同教室之间，同时也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主动权。
实施“少讲多练”与“自修教室”举措后，高密一中这几届学生的语文成绩乃至整体高考成绩，均处于较为优异的水平。当然，这些举措并非我在乡村学校凭空构想而来。在应对诸多挑战的过程中，若无前贤通过实践总结出的系统经验，我们难以取得如今的成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松下幸之助所著的《经营人生的智慧》一书给予我深刻启发。众所周知，松下幸之助被誉为全球“经营之神”，他还有一项卓越创举——“终身雇员制”，充分彰显了对人才的珍视。这一理念对中国企业亦产生深远影响，松下幸之助因此荣获我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在那个重视资本、轻视人才的时代，老松下“松下公司主要是制造人才，兼而制造电器”的思考，无疑极具睿智。
受这本书的影响，我逐渐涉猎一系列企业家的著作。例如，豪尔将一家小型旅行社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旅游管理公司，他曾说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当公司将员工置于首位时，员工就会把顾客放在首位。”在“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一理念风靡全球的时代背景下，豪尔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着实难能可贵。受他们的启发，加之当时“学生中心”理念刚刚兴起，我留意到过分强调学生而忽视教师的现象屡见不鲜。于是，我尝试撰写了一篇名为《学生第二》的文章。文章完成后，许多杂志因顾虑而不敢刊发。我遂致电当时《人民教育》的总编辑，询问：“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贵刊敢不敢发表?”总编辑让我寄去文章后，回复表示“敢发”，这篇文章得以顺利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我所著的同名书籍《学生第二》中，书中有一句话：“当校长将教师放在首位时，教师也会把学生放在首位。”此言正是受松下和豪尔观点的启发。
此后，便衍生出十一学校的教育家综合课堂流程。当时，“教育家办学”的说法盛行，且多数人认为，教育家办学意味着校长要成为教育家，进而由校长主导办学。我对此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真正的教育家必定是与学生接触最为紧密的人。倘若整日不见学生，无法产生教育价值，又谈何成为教育家?因此，2009年，我们与《中国教师报》共同启动了“教育家成长工程”，并提出教育家应源自课堂。
2012年，《未来教育家》杂志筹备创刊时，总编辑刘堂江老师与我商议，计划在第一期推广“教育家办学”的观点。于是，我们借鉴了十一学校的“教育家办学”理念，即：只有当一所学校的众多优秀教师，以教育家的情怀、境界、心态和教育艺术，推动学校发展，影响学生成长时，这所学校才真正实现了“教育家办学”。这一理念是我们在不断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来，并最终付诸实践。
在开展专项工作时，我们的确需要借助一些“专业董事会”。常有朋友向我请教学习方法，实际上，如今我基本不单纯读书，而是“用书”，即把全球范围内与当前工作或课程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置于案头，这些书可能多达五六十本。有时，我会反复研读一本书，甚至可能只读其中一章，因为对我而言，一本书里关键的或许只是一个模型或一个公式。这便是“专业董事会”的价值所在。我不会局限于某一本书所传授的方法或思路，而是会博采众长。
例如，在研究学校治理这一专业领域时，诸如如何从管理迈向治理、学校的核心要素需发生哪些变化等问题，均可通过“专业董事会”探寻答案。此外，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会持续关注，比如吉姆·柯林斯，从《基业长青》到《从优秀到卓越》，他的一系列著作我都会拜读。还有泰迪的作品，因其在相关领域造诣深厚，他们的书籍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谈及如何获取此类专业智慧，我深感庆幸在1997年于青岛机场邂逅了《哈佛商业评论》这本杂志。自1997年起，我便订阅该杂志，每月必读。它是更新全球管理领域所有创新指标的权威杂志之一。前年，我在一次演讲中提及这段经历，想必在中国大陆，我可能是连续订阅《哈佛商业评论》且未中断时间最长的读者之一。这本杂志已然成为我“个人董事会”的关键元素。
读书是为了打破过去的自己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上小学时，大家都爱看《西游记》，都说唐僧的袈裟是黑色的，有个同学却坚持说是红色的，气得一群同学揍了他一顿。后来，他哭着把全班同学领到家里，结果全班人都哭了：原来世上还有彩色电视机。”这表明，人的视野会严重限制认知。正所谓：“人们所见，皆其所能见；人们所闻，皆其所能懂。”当视野受限，接触新知识便会相对困难。因此，我们首先要通过广泛游历，不断借鉴同行们开拓创新的宝贵经验。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借助书籍、网络等多种途径，获取更广泛的知识与信息。要知道，世界上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其独特之处，只有不断拓展自己的圈子，才能为个人成长创造更多可能。
谈及成长，就不得不提到成长破圈模型中的舒适圈、恐惧圈、学习圈和成长圈。舒适圈是我们感到安全且熟悉的领域，学习圈则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涉足的新领域。然而，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恐惧圈。恐惧什么呢？恐惧离开舒适区，去面对那些陌生或没有把握的事情，害怕因此丢面子或破坏过去的人设。但实际上，从舒适圈迈向学习圈，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恐惧。这种恐惧并非真正的障碍，它更多源于内心的傲慢，以及不愿让他人看到自己的软弱、无知或无能。人的一生都在解决两个问题：傲慢与偏见。七年级青春期来临之际，其实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佳敏感期。然而，很多人未能在这一时期解决，导致一生都在与傲慢和偏见作斗争。傲慢使我们无法正视自身不足，偏见则让我们无法理解和接纳他人。有些工作甚至可能因傲慢和偏见而错失重要机遇，所以我们不能纵容自己的无知与偏见。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高密四中，尽管地处乡下，但在高密市的五所高中里，其校风极为优良。我们学校有独特的“三严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初到学校，我便担任班主任，并很快成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后来还晋升为教导副主任，负责学生管理工作。那时我始终认为，对学生严格是唯一标准。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我严格执行学校的课程规章制度，甚至不断增添各种管理方法。记得有一年我首次组织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和接力赛进行时，观众席本可能陷入混乱，但在我严格管理下，学生们都遵守规定，没有起身、走动或大声喧哗。我为能管理好1000多名学生，并让他们井然有序地参与活动而深感自豪。然而，运动会结束后，我在学校考场的主席台墙壁上发现了学生写下的字句：“校长逝世文艺晚会”“为什么开这样的狗屁运动会”……这是学生们在无声地抗议我的管理方式。此事令我深受触动，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
给予我深刻启发的是《夏山学校》。尼尔作为夏山学校的创办者，这所学校已拥有103年的悠久历史，于1921年由尼尔创建，是一所洋溢着平等精神的学校。尼尔明确提出：“要让学校适应孩子，而非让孩子适应学校。在夏山学校，爱、同情与自由是治愈一切的力量。”书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有一名学生曾连续12天未踏入教室，每日在校园里闲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学生，后来竟成为英国著名的机械师。还有一批学生，每到夏天便不愿待在教室，而是选择爬上树度过时光。尽管这些行为看似离经叛道，但这些学生最终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顺应这些个性各异的孩子，探寻适合他们的发展路径，助力他们健康成长呢？尼尔的另一句话同样给了我莫大启发，在我担任校长后，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尤为深远——“对于人，我并无统治欲。若你对人怀有统治欲，便不适合担任校长。”
此后，卢梭的思想深深触动了我。他的《忏悔录》让我颇为震撼，我未曾想到，这样一位备受我们崇敬的伟大哲学家，竟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幼时诸多不光彩之事。比如，他提到自己曾对邻居的一位老太太极不耐烦，嫌其话语冗长，于是趁老太太外出，偷偷往她家锅里撒尿。卢梭还自述曾加入一个孩子间的“偷盗团伙”，因他是团伙中年纪最小、身材最矮的成员，便被要求从窗户爬进别人家行窃。卢梭在《忏悔录》中提及的这些事让我意识到，原来伟大人物在童年也曾有过此类问题。
那么，我们能否对这些问题抱以更多包容呢？我们在大学所学更多是“爱”，但关于如何包容孩子却鲜少涉及。我们并未学到孩子在特定年龄段可能遭遇的问题，以及他们会犯哪些错误、我们应包容到何种程度。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因此，如今在我们十一系的学校，每位老师都会收到一份资料——每个年级孩子“必然会犯的错误”，诸如一年级孩子有其必然会犯的错误，七年级孩子也不例外。这些错误通常源于年龄因素，我们需怀有足够的包容心去接纳。将这些常见问题罗列出来，老师们便能逐渐学会如何包容与理解。
初入职场，我便有幸邂逅一本书——《给教师的100条建议》，这是苏霍姆林斯基众多著作之一。他的著作颇丰，我阅读了其中十几本核心著作，有些书甚至读了三遍、四遍乃至更多。我还购置了数百本《给教师的100条建议》，分发给老师和朋友，这是我购买数量最多的一本书。
苏霍姆林斯基对我影响最大之处在于，首先，他让我认识到学生存在个体差异。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100条建议》开篇便指出：“请记住，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抽象的学生。”他举例说明：如去提水，一个孩子提5桶水就精疲力竭了，而另一个孩子能提20多桶。要知道，孩子在智力方面的差异，比在体力方面的差异更为显著。苏霍姆林斯基还告诉我们，教师不应有“坏学生”的概念，而应将其视为“心理不健康的学生”。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学生观。此外，苏霍姆林斯基尤为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即便在语文学科中也毫不例外。他还曾教授过所有中小学学科。这些理念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使我将这些思考融入到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中。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对我帮助极大。
再后来，杜威也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多次聆听、研读他的教育理念。他于中国讲学的两年间，发表了诸如《民族主义教育》《我的教育信条》《明日之学校》等演讲，这些内容弥补了苏霍姆林斯基思想中的一些不足。研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会让人觉得孩子的成长仅依赖学校教育与课堂学习。然而杜威却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学校的核心功能在于推动孩子的社会化进程，应将学校打造成为社会的缩影，而非仅仅局限于课堂。孩子借助这样一个类似社会的小型环境，通过社会经典的浓缩版本，逐步学会应对未来社会的挑战。这一观点与苏霍姆林斯基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正是通过阅读杜威的著作，我意识到学校必须让学生在校期间体验未来社会可能面临的生活。正因如此，我们常说：“课程是社会生活的浓缩。”此外，受时代背景及所在国家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苏霍姆林斯基格外重视通过集体教育培养孩子，提出了诸多在集体环境中教育孩子的策略、方法与智慧。但孩子的成长不能完全依赖集体教育，我们还需引导其独立成长，帮助他们在集体之外也能拥有美好的生活。这正是我从杜威著作中获得的启示。杜威强调，即便离开集体，孩子也应学会独立面对生活，成长为完整的个体。
在实现自我突破、成就全新自我的过程中，我想向大家介绍乔·哈里提出的“哈里窗”模型。该模型将我们的人格或认知划分为四个区域：开放区、盲目区、隐藏区和未知区。若要实现真正的自我突破，需促使这四个区域相互联动。
首先，要不断拓展开放区。开放区是我们自己知晓且愿意与他人分享的部分。我们应积极寻找更多机会，将自己掌握且愿意分享的知识传递给他人。我十分幸运，从早期便有像今天这样的机会，与各位同行分享自己的见解，以此验证哪些观点具有价值，哪些需要调整。其次，要缩小盲目区。盲目区指的是自己未曾察觉，但他人能够看到的部分。要缩小盲目区，首先要结交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朋友。教育系统的从业者往往倾向于在熟悉的圈子里结交朋友，这容易使我们陷入“信息重复”的困境。因此，与不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有助于我们发现自身未曾意识到的问题或盲点。接下来，要打开隐藏区。隐藏区指的是自己清楚，但他人并不知晓的部分。我们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打开这个区域，并且在沟通时要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我们要思考在何种场合、何种氛围下，能够恰当地分享这些信息。最后，要探索未知区。未知区是自己和他人都不了解的部分。探索这一区域，我们可借助各种媒介与工具。如今，探索未知区相对容易，但问题在于未知的领域众多，如何从中挑选出对我们未来发展有益的部分呢？例如，当下大家都在探讨人工智能的应用。我们可能会听到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和理解存在差异。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明确在人工智能领域应关注的具体方向。选择一个对未来发展最具价值的方向，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另一个公式：“寻找制高点-借口=学习”。
在目睹一些优秀经验与做法时，常常能听到有朋友感慨：“这的确很棒，可惜我们学不来。”据观察，几乎95%的人都曾说过类似话语。那么，为何会觉得学不来呢?不少人会回应：“我们缺乏资源。”或者“我们学校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甚至还会说：“我们的教师不行。”但实际上，说“教师不行”的校长，往往是校长本身的问题，几乎无例外。当我们想要寻找到一个新的高度时，必须学会“减”借口。只有当我们摒弃借口，专注于解决问题，学习才会真正发生。这是我的深切体会。
读书：助力经验向知识的转化
在农业经济时代，常听闻这样一句话：“童年如一幅画卷，少年似一个绮梦，青年像一首诗篇，中年若一篇范文，老年犹一部哲学。”步入一定年龄阶段，人们倾向于讲述道理，然而青年人往往对此兴致缺缺。实际上，这些道理乃是从经验中萃取而来的知识。在农业经济时代，信息相对匮乏，人们唯有到了特定年龄阶段才会梳理总结这些经验。
如今时代已然不同。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我们不能仅依靠经验，而需持续提炼知识。为何农业经济时代对知识需求不高呢?这是因为耕耘、播种、收获等农事活动，通过父母的经验传授便可完成，无需过多知识。但如今我们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倘若仅凭借经验，将难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不难发现，部分教师在积累三年经验后便遭遇“天花板”，即便重复工作多次，也不过是以往工作的简单复制。而一些优秀教师，即便积累了十年经验，突破“天花板”也颇具难度，重复工作几次后便临近退休。那么，如何从优秀迈向卓越呢?从成熟走向优秀，通常依赖正反馈——表现出色便能获得点赞与认可。然而，要成为卓越教师，路径则大不相同。不应依赖外界赞扬，而要主动寻求负反馈，也就是那些指出自身不足的声音。这一过程在同行或领导那里往往难以实现，但借助读书，却能收获极具价值的负反馈。书籍会悄然告知：“此处有一种新的做法，与你有所不同，不妨加以比较。”
这一过程便是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过程。然而，何种经验方可转化为知识呢？我们首先需明晰经验与知识的内涵。经验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现象及外部联系的认知，通常具有个体化、碎片化特点，难以实现迁移；而知识则是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经过提炼、总结与凝练的系统性认知，具备可迁移性，便于他人借鉴。以1953年阿普伽新生儿评分模型为例，阿普伽医生经大量实践，将经验转化为一个评分模型，成功将新生儿存活率提升了十多个百分点，从不到50%提高至更高水平。该模型涵盖五个维度：心率、呼吸、肌肉张力、肤色和反射，每个维度分为三个等级(0分、1分、2分)，通过测量这些维度，可在新生儿出生后一分钟内评估其健康状况。此模型被全球妇产科医生广泛借鉴显著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
在学校管理中，我们亦可提炼类似模型。例如，过去许多人意识到插班生融入存在困难，却缺乏明确策略。通过经验总结，我们可构建一个模型，旨在助力插班生迅速且全方位融入班级。该模型有助于教师识别班级中的关键人物，关注学习台阶的搭建，并定期跟进学生的适应情况。
此外，2005年我参加了美国帕特比勒培训，学习到一个极为实用的工具——“人机环料法”。该工具可助力我们将问题归纳至五个领域：人员、机械设备、环境、原材料以及方法。在解决问题时，我们不应片面侧重某一方面，而应从这五个领域综合剖析。这一工具同样适用于学生管理与教育设计，能够协助我们从多个角度分析学生的学习任务，进而寻得最为适宜的解决方案。
后来，我接触到以色列的创新培训方法，该方法十分简洁。众所周知，以色列是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他们认为创新源于日常生活。其创新方法可归纳为加、减、乘、除四种方式，这是对大量创新经验进行提炼后形成的工具。
加法，即在原有系统中增添一个要素以实现创新。例如，手机增添摄像头后，摇身一变成为照相机，这便是加法创新。又如，在一堂45分钟的课程中增加两分钟阅读时间，每堂课都有这样的小创新，同样属于加法创新。减法的典型例子是自行车，如今的自行车设计愈发简约，原本的车轮、车把等部分逐渐被简化，最终形成新型自行车。同样，在体育课上，传统的点名五分钟、热身八分钟，往往不受学生欢迎。若减掉点名时间，甚至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自行报到，或者改变热身方式，这便属于减法创新。乘法创新是通过复制系统中的某个要素达成。例如，高跟鞋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女士在不同场合的需求，推出可换跟款式，女士能够依据不同场合选择合适鞋跟，这就是乘法创新。在体育课上，通过设计多种热身方式并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也能实现乘法创新。除法创新则是通过重新排列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改变其时间顺序或空间位置来实现。大兴机场有一个成功的除法创新案例：过去，机场的登机手续和安检均需在机场内办理，如今将这些环节前置到城区站点，旅客抵达机场后可直接登机，通过改变流程顺序简化了原有系统。这种加减乘除的创新方式，对于推动课堂教学改进，尤其是实现从“教”到“学”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7年，在选课走班推行7年后，我们意识到，要真正实现个性化学习与因材施教，还需更进一步——在每一堂课中都切实落实学习。然而，当时我们未能找到恰当方式，尽管付出诸多努力，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许多教师进行了大量探索，也遭遇了不少阻碍与困难。尤其是一些传统学习任务，成效并不理想。
后来，我接触到韦伯的知识深度(Depth of Knowledge,DOK)指南，顿时豁然开朗，并将DOK理念应用于学习任务设计，实现了知识的有效迁移。
在DOK体系中，认知能力被划分为若干等级，包括回忆、在线技能与概念、问题解决与应用、创新与创造。将DOK置于一个坐标系中分析，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该坐标系横轴代表学生自主性，纵轴代表认知复杂性。当把DOK作为纵轴纳入此坐标系后，我们会发现，若要设计出真正有效的学习任务，必须基于DOK的第三或第四层级进行规划。如此，方能为学生提供更充裕的自主空间、自主时间以及更丰富的资源选择自由度。例如，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中有这样一项作业：“依照以下提示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提示包含四句话，学生添加连词后便可基本复述整个故事。然而，这种设计仅仅实现了对课文内容的回忆与再现，仅处于认知复杂性的第一个层级。那么，如何将此学习任务提升至认知复杂性的第三或第四层级呢？我们可以这样优化任务：“班上有位同学因病缺课，且其语文理解能力一般。请你录制一段音频，向他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及相关作业内容，确保他能与班里其他同学一样掌握课堂教学要求。”这一任务不仅要求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更需要他们进行思维迁移与创新。
当我们将认知复杂性提升至第三或第四层级时，学习任务设计必然要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时间、自主空间以及资源和路径选择的可能性。因此，DOK这一认知深度分级模型，为学习任务设计提供了极大助力。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绘制《西游记》取经路线图”的学习任务，获得众多网友点赞。但我不禁思考，学生记住唐僧取经的路线图意义何在？难道是为了日后去取经?这种设计仍停留在认知的最低层级，即回忆与再现。若将其修改为：“假设在第59回牛魔王被降服后，请用300字续写后续故事。”这样的任务便已步入问题解决与应用层级。
最后，我们来审视这个智慧漏斗示意图。可以发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必然会历经几个阶段。
从数据转化为信息，需要我们进行分析、校对与总结，这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数据，必须对其进行筛选与提炼，才能将其转化为有效信息。接下来，从信息到智慧的转变，需要经历积累与顿悟，这并非人人都能轻易达成。这一过程需要诸多条件，而关键在于，我们要在信息与数据之间，将信息编织成知识。这一过程不仅依赖个人经验，还应涵盖同事的经验、同事的同事的经验，甚至包括周边学校、教研室的经验，以及教育学院、教研员的前沿经验等。我们要对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信息进行提炼，并借助各种模型对这些经验进行系统化整理与改造，形成可供他人借鉴的知识。
于我而言，读书无疑是人生中最明智的投资。尽管在购书上投入不少，但直至今日，我仍深感这笔投资极为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