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国家文物局揭晓“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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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矗立在天山南麓的千年佛寺遗址，不仅填补了我国西部佛教考古的空白，更以宏大的寺院格局、丰富的文物遗存，实证了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轨迹，揭示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的壮阔图景，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生动见证。
丝路要冲的千年佛寺
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3公里的古玛塔格山洪积台地，现存一方一圆两座佛塔巍然矗立，是我国最西端保存较完好的大型泥土建筑佛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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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寺远景。
作为古疏勒（今喀什）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遗址，其主体建筑群沿台地西南陡崖分布，包含佛塔、佛殿、僧舍、禅房等62个房间，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
考古测年显示，这处佛教圣地始建于公元1世纪，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的扩建，直至10世纪后逐渐废弃。 这里地处天山南麓、恰克马克河畔，曾是汉唐时期疏勒佛教中心。唐代玄奘经过时，此地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当时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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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小勇教授（左）与同学们讨论考古发掘方案。
遗址最早于19世纪末被西方探险队记录，但未受重视。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主动性考古发掘，该项目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
历经近六年科学勘探，出土遗物涵盖陶、铜、石、木、骨、纺织品等类别，以及剪轮五铢、开元通宝、龟兹小钱和石膏佛教造像残件共3万余件，终使这座湮没千年的丝路古寺重现真容。
建筑密码里的文明交融
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揭示出多元佛教文化在此交融的“建筑密码 ”。
圆形塔作为早期核心建筑，与两座“回 ”字形佛殿形成呼应，这种中心设像台、周绕回廊的形制，与塔里木盆地“回”字形佛殿（早到3-4世纪、晚到8-9世纪）一脉相承。
唯有大佛殿远离圆形佛塔，面朝东北，平面布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结构特征。结合出土的开元通宝、佛像特点与厚重烧灰层，这处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所关联。
主持考古发掘莫尔寺遗址的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肖小勇指出，这种汉传佛教建筑在新疆极为罕见，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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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瓦。
2024年新发现的泥瓦残件更具深意。作为中原建筑的核心元素，这片不起眼的陶土将莫尔寺与长安宫廷紧密勾连。
据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 这片瓦当，或许 正是1300年前中原王朝文化影响 力跨越帕米尔高原的见证。
文物长廊中的多元图景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3万余件遗物，构成了一部立体文明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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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石膏佛教造像。
大量石膏佛像残块兼具犍陀罗艺术的高鼻深目与中原造像的雍容气度。部分造像衣纹流畅如水，既见印度笈多风格“湿衣贴体 ”技法， 又可见中原造像的圆润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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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钱币。
钱币窖藏中，2-3世纪的剪轮五铢、南北朝龟兹无文小钱与开元通宝同现，龟兹无文小钱与喀喇汗王朝钱币共存，直观展现着汉唐至宋元时期多元文明在此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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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寺遗址考古出土的陶罐。
生活区出土的木篦、陶纺轮、储粮陶罐，讲述着僧侣们耕织自足的生活。遗址南面发现的坎儿井竖井，将古代绿洲农耕文明纳入研究视野。
5.2公里外的罕诺依古城遗址与之遥相呼应，共同勾勒出7-9世纪疏勒地区“伽蓝林立、商旅不绝”的社会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莫尔寺供水系统与农业聚落的关联，证明佛教传播始终根植于中华大地农耕文明土壤。
多元一体文明的历史坐标
莫尔寺当为疏勒最早修建的佛寺之一，始建年代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后半期。历经魏晋南北朝扩建，至唐时形成占地2万平方米的宏大规模，最终在10世纪伊斯兰文化东渐中逐渐废弃。
这个延续千年的佛教中心，恰似一部浓缩的新疆宗教演变史——3世纪印度佛教在此形成传播中心，南北朝时期与龟兹佛教交互影响，唐代融入中原建筑元素，最终在多元文明碰撞中完成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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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木质构件。
“这里没有非此即彼的文化替代，只有兼容并蓄的文明积淀。” 肖小勇认为， 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
有专家评价，莫尔寺清晰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时空轨迹，从印度窣堵波到中原殿阁的形制演变，从单一天竺风到多元艺术融合，清晰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遗址中汉传佛教建筑与地方僧舍比邻而居，印证了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的记载，堪称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域的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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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寺出土遗物。
作为国家“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莫尔寺遗址的发掘首次系统揭示出我国最西端大型地面佛寺的全貌，为研究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央政权治理边疆、丝绸之路艺术传播提供了关键标本。
如今，当旅客乘南疆铁路遥望大漠孤塔，见证的不仅是丝路佛光的历史余晖，更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永恒基因。而 这片遗址的价值，早已超越佛教考古本身，成为解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规律的钥匙。
（综合道中华、中央民族大学等稿件）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制作 |章音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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